佛教与书法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

书法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法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

佛教对书法的看法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

一、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1、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癒。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

2、易于收摄身心: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从磨墨、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

由于书法写经的殊胜,在佛门的修持,多设有抄经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设有抄经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别分院也都设有抄经堂,具备笔墨纸砚供信徒抄经修持。

二、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

古时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著一副笔墨,所以书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养。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即便是佛经翻译时担任笔受、润笔等初期工作者,亦无不仰赖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序十余种传世,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就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後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这些人写经、书碑的目的虽然不一,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影响。

佛教对书法的贡献

比之书法对佛教助扬之功,佛教对书法的贡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保存书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这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

1、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清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因此所谓[唐人写经]之名,至今仍享誉国际,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可见一斑。

2、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公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九七一年)敕雕的开宝藏(或称蜀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

佛经石刻的目的基于:一、纸帛易坏,不便长久保存;二、经历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大量毁损佛经后,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于是有人发愿石刻以保存佛经。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后经唐、辽、金、元、明千余年,刻经之风不断。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

3、造像题记:造象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论》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体。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说:[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

二、影响书法艺术创作

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八识田中,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乾、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关注与思想人格,简单的说,精神修养常是书法表现的条件之一。所以有[书法家一动笔,就可从笔势造形的特征与笔迹的动律关系中得知书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说,书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学体验必将投射于书法中。

历代书法家受佛法影响,又学有所成,受推崇者,不胜枚举。其中,宋朝苏轼、米芾、黄庭坚等三大文豪,就是因与禅师常相酬往,因此书法中禅趣并生。如米芾依守一禅师听杭州辩才法师讲其隐居的圆盖而方址的[方圆庵],于是以方圆概括宇宙万有,以[无所住而住焉]、[无所观而观之」为文,而书就完成《龙井方圆庵记》,将方圆之理和书法相通;黄庭坚书「山雨溪云散墨痕,松风清坐息尘根,笔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来不二门],他从佛法与书法中体悟如来的不二法门。他用行草书写过寒山子的诗:[我见黄河水,凡经几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属根本业,爱为烦恼坑,轮回几许劫,不解了无名。]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班,举枣叶之有余,纳芥子何其艰],发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书苏东坡帖[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将佛法蕴涵于书法之中,更显出书法的价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圣序〉,其用笔结体,与隋朝著名的两个寺碑中的〈龙藏寺碑〉相类似,尤其是〈龙藏寺碑〉特有细劲多姿的横划,完全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进入北魏书法宝窟学习,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书法的影响,到了后期虽有改变,但仍脱离不了佛教书法的范畴。

历代书法的作品,都是世人临摹学习的典范,其受佛法影响的创作,也是一代代传承不息。所以有人说:若将佛教书法的部份拿掉,中国书法史将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见佛教影响书法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

佛教于书法的成就

历代以来,佛教僧侣擅长书法者,多不胜数,比方曾是东晋王羲之的七世孙,南北朝陈代的智永禅师,曾居住于永欣寺阁楼上抄经达三十年之久,创作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真草“千字文”,乃是以一千个不同的字书写所成,被后代书法家奉为典范,从此纷纭的草书渐归统一,奠定了唐朝以来千余年草书的笔法。后代临此“千字文”的书法大家有:怀素、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赵孟頫、董其昌、文征明等。开后代书法家爱写“千字文”的风气。目前其真迹“千字文”珍藏于日本,也许是八百本中唯一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视为“国宝”之一。

智永禅师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另一贡献是“永字八法”的发明。“永字八法”是:一侧,即点;二勒,即横画;三努,即直画;四趯,即勾;五策,即斜画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书法家必由之径。

唐朝怀仁法师所集王羲之的行书<大唐三藏圣教序>,是唐太宗于玄奘大师佛经翻译完成时所撰写的,因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遂由怀仁大师按内容汇集王羲之的行书,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书圣教序碑>,相传王羲之行书的真迹,包括<兰亭序>,全都萃集于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后,唐宋以来,凡是学习王羲之行书的人,莫不以<圣教序>为范本;另一方面,自从开启集字的先例后,继起唱和集书者举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羲之的书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说,怀仁法师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确有卓著的贡献。

唐朝的怀素禅师,是我国僧侣中对书法艺术史影响最大者。他擅长草书,生性疏放,不拘细行,高僧传中形容他:“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所以时人称他为醉僧。他最初学习书法时,身贫无钱买纸,就在诵经参禅之余,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圆盘上书画写字,写满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书写。后来禅师在寺院附近种一万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叶临帖挥毫,并自署所居房舍为“绿天庵”。渐渐地,用过的芭蕉叶竟然堆满了整整一房间。过了不久,老芭蕉叶全部被剥光了,怀素禅师索性拿起笔墨在芭蕉树的嫩叶上面书写,虽然盛夏的太阳烤得他汗流浃背,严冬的寒风冻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为所动,继续练笔。有一天黄昏,他观夏云随风行运而顿悟笔意,自谓已得草圣三昧。当时甚得颜真卿的欣赏,颜公问他:“夫草书于师授之外,师有自得之乎?”怀素答:“贫道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夏云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由于怀素禅师的不断揣摩,领悟出字内字外的运笔方法,而成为一代草书宗师。出自他手中的《自叙帖》、《苦帖》,至今仍是书法中的瑰宝。

历代评论怀素书法者有很多人,如宋代怀琏<跋怀素草书佛说四十二章经>云:“师书妙绝古今,落笔纵横,挥毫电掣,怪雨狂风,随手变化,隐见莫测如青莲花开向笔端,此亦书中第一义也,非师之廓然无圣,何以能至此乎?”又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稿》评怀素<千字文>中的“知过必改,得莫能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云:“字字欲仙,笔笔欲飞。”可见怀素的书法已融入禅心妙境之中,为佛门中继智永禅师以后杰出的大书法家,自唐、宋、元、明,乃至于今,凡学草书者,无不取法于怀素,论赞其书者,亦不下数十百家。

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广、长、远。但是在西方文明东渐后,钢笔文化已然代替了毛笔文化,今日的电脑更取代了写字工具,以致研习书法者比起往昔人人操着一副笔墨的书写情景,实有天壤之别。因此,极欲振此传统文化之士,深感今日仍孜孜努力于书法艺术者,概佛教寺院莫属;君不见寺宇大殿门楹必刻着翰墨笔迹,客堂墙头必挂著书法条幅,这不正是古今文人墨客最喜赏游之处吗!佛光山的“百人碑墙”,更集刻了古今中外历代具有启发人心,劝人向善的书法大作,有如房山石刻盛景的重现。这在在都足以证实佛教对于书法的贡献,是古今一同的。

现代人虽然很难终日专心于书法,然而在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缺乏的时代里,以佛法来荡涤俗尘,以书法来怡情养性,不失为明智的抉择。试想:就在奋笔欲书之际,神与道交,如怀素之在世,如二王之重生。超然之情,仿佛世人皆浊,唯我独清;灼然之智,犹若众生皆醉,唯我独醒。其寄情于物外也,浑然而忘我;其游艺于超俗也,怡然而自得。其形象也,像风谷之云涌;其气势也,如惊涛之裂岸。峰回路转,游刃有余;嘎然即止,乾坤尽收。如此的境界,非自证者不知其味,个中三昧,为书与写乃能究了。若能以佛法超然的意境,付予书法脱俗的雅趣,则佛法、书法将相得益彰,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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