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音乐的发展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是以“仪轨”的建立与发展为前提的。中国的佛教音乐是通过仪轨活动体现出来的。仪轨也是佛教音乐的摇篮,或者说佛教音乐是仪轨的附属物。“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宗的念诵法,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泛指唱念仪式的转范。中国早期的唱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是寺院及僧徒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分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

东晋时,在结合仪轨和梵呗方面,长安五级寺道安(314—385)始介人倡在“上经”、“上讲”、“布萨”等法事中都唱梵呗,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日日常六时行道饮食唱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至庐山慧远“躬为导首”,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广弘佛法的途径,“遂成永则”。自东晋确立了唱导制度,为后世的佛教音乐内容、目的、形式、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

自东晋起,中国人佛教开始呈现出南北分歧的趋势,南方是以建康为中心的江淮以南的东晋辖区,北方是以长安为中心五胡十六国的地盘。自“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文人、学士和僧徒为避五胡之乱,陆续南徙,江南出现了一个研究和应用发挥佛教文化的热潮。较为突出的就是佛教乐舞的整理与创新;佛教仪轨与制度的创立;佛事活动轨范化的倡导。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的清规与仪轨全面建立的起点,而成为后世的轨范。南朝期间建立起来包括唱念在内的寺院生活全部内容的“清规”和面向社会的佛事仪轨“水陆”佛事及“忏法”,从性质上讲基本包括了后世以至当今佛事仪轨的部分内容和形式。而北朝佛教,各代帝王偏重于寺塔建筑、僧尼的管理及经典翻译讲说,僧徒则偏重于化学的研究和禅观的修行。两地比较,则形成了南华北质不同的佛教文化特点。

南朝佛教音乐的兴盛发达与两个重要人物有密切关系,一是齐代萧子良,另外一个是梁代开国皇帝萧衍。

萧子良是齐武帝这次子,封竟陵王,好古擅治文,曾撰《僧制》一卷,其内容既有生活起居,也有唱念内容。又撰《施食法》,是我国第一部施食佛事专着。自晋代到宋,建康等地梵呗流行日盛,梵呗高僧辈出,如建康白马寺的僧徒,颇有文才杂艺,尤其爱好唱诵,声音“响调优游,和雅哀亮”,“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永明十年,萧子良发起整理传统音乐的创举,礼请了建康各寺梵呗名僧集结一起,对传统梵呗进行唱诵曲调的比较、勘误与校正。通过这次整理和校订,不仅恢复发传统梵呗,而且培养了一批梵呗高僧。逮宋齐之间,有昙迁、僧辨、太博文宣(即萧子良)等,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写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传统梵呗经过校勘整理后,辑为专集,萧子良为这个专集写了《梵呗序》,在对梵呗词曲校勘订正的基础上,又撰写了《转读记并释滞》一卷。

另外一个对佛教音乐有卓越贡献的是梁代武帝萧衍。他不仅是当时的一个政治领袖,实际上他也是梁代的佛教领袖。梁武帝早年好学,博通史,草隶书法,尺牍文章、骑射战术、律吕音乐等都十分精通,在齐代时就已闻名于王侯、宫廷及上层文人,并富有韬略,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物,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梁武帝制定了有关的仪轨。曾梦一高僧建议他修设水陆大斋,普渡六道。于是梁武帝搜寻藏经,求得修设水陆斋会的方法,经三年撰成《水陆斋仪》,于润州(今镇江)金山寺举行“无遮大会”。《水陆斋仪》历经各代重修和增损,一直流传至今。梁武帝即位前,任南齐雍州刺史时,请僧为他的妻子郗氏撰制《梁皇忏法》十卷。武帝又是个孝子,在佛教道德方面非常重视孝慈,根据西晋月支国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特为宗先亡制“盂兰盆斋”,开我国“盂兰盆会”佛事的先例。梁武帝同时又制作了许多佛教乐舞作品,以充实有关仪轨。《隋唐音乐志》载他亲制《善哉》、《神王》、《大乐》、《大观》、《天道》、《仙道》、《过恶》、《除湲水》、《断苦轮》十篇法乐,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北朝的佛教音乐多见于应用,而没有制作,音乐活动处于自流状态,但是佛教的乐舞活动十分兴盛。据杨衍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来入宣武门,向阊阖官前,受皇帝敬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天动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于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北朝虽然把佛教乐舞活动场面情景记录得真切,而表演曲目却大多未说明。

梵呗是中国佛教最早的音乐,它虽源起于北,由于北方的动荡和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都不得不徙往江南,江南成了保存与弘传梵呗的基地。佛教史传,关于仪轨与音乐会的记载,总是南详北略,江南佛教不仅在佛学方面有所造诣,而且特别擅长佛教文化的开展,世称“礼乐佛法”。北方则单纯守一,对于音乐及唱念佛事则取现有而用之,北方的修治和应用少见于史传。

另外南北朝唱导音乐颇为盛,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唱导是一种说唱兼有,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高僧传》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宣传法理,因为枯燥的义理宣传较难吸引听众,所以不得不在义理上加以艺术宣染夸张,自然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高僧传》记载一段唱导时的情景“混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布泪交零,证昔则如见往业,覆当军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

南北朝唱导高僧如道照、慧琚、昙宗、僧辨等,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唱说之功,独步当世”。

隋代统一全国,结束了二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的顶峰时期。隋唐时期历代帝王及上层人士基本或大多数是佛教的信奉者,或是对佛教文化感兴趣者,他们都是佛教事业的支持者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在帝王中如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还有武则天,他们不论在寺院建设,经典翻译,佛教礼乐与文化的提倡,都做了很多贡献,对佛教及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自南北朝形式始,佛教乐从寺院走向宫廷和民间,佛教及其文化的确普及,使佛教音乐成为后世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组要成部分,到隋唐,其交流更为频繁与复杂。隋唐间的佛教音乐有三个来源,一是继承了南朝传统梵呗与法乐;二是从西域传入为数不少的佛曲,主要是器乐曲目;三是产生于我国的佛曲。由于佛事的增多和活动的频繁,需要相当数量的曲调充实其中。

唐代吟唱佛曲,演奏佛乐的技艺达到很高水平,僧人中演奏、演唱名家辈出。唐德宗时的段本善就是艺僧中涌现出的高手。贞元年间,时称长安“宫中第一手”的着名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在东市彩楼演奏,其高超的技艺获得观众的倾倒。此时,一位盛装的女郎出现在西市彩楼上,她将康昆仑所弹的《羽调惊服》移入更难演奏的风香调中弹出,昆仑惊服,请拜为师,而这位女郎即是乔装的和尚段本善。

六朝“唱导”的传教方式,在唐代演变为“俗讲”,所谓俗讲就是以通俗的方式宣讲佛教的义理和佛经故事。宣讲时常常连说带唱,描摹表演,很能吸引观众。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宝严和尚登座俗讲时,“案几顾望,未及吐言,掷物云崩,须臾坐没。”“士女观听,掷钱如雨。”从这史料中,足以看到俗讲的号召力。韩愈诗中“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呗螺闹宫庭”,生动地描绘了唐代佛乐的繁盛景况。

佛教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佛乐的衰微定型期。与印度,西域等地的文化交流大大减少,佛教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佛教本身没落,佛教音乐也呈现出保守和维持局面的状况。

唐代时的“俗讲”等讲唱文学是对庶民百姓的佛教思想普及和启蒙教育,那时的庶民百姓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这些活动。到了宋代以后,百姓则直接参加佛事活动,很多寺院对百姓开,并与百姓共同从事佛活动。

佛教音乐到宋以后,逐渐与民间调合流,并且普遍为各寺院采用。如民间曲调《挂金锁》、《望江南》、《柳含烟》、《山坡羊》、《浪淘沙》、《阿弥陀赞》、《虔诚献香花》、《回向偈》等佛曲演唱,并且延续至今。流传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成都文殊院以及福建、江浙一带的寺院佛曲,都是承袭自元明以来的这些曲调。由于地方不同,各寺院的唱法又存在着不同差异。

佛乐分赞、偈、咒、诵四类。赞,有称赞、祈祷、歌颂之意。赞同词为韵体,分多句、八句、六句、四句。如《戒定真香》、《佛宝赞》、《杨枝净水》等。偈,梵文唱词,指《回向偈》之类的唱品。“回向”是功德圆满,回向众生之意。《回向偈》有五字体和七字体之分,有八句复唱,也有四句复唱。咒,即咒文,梵音转读,可意会而不可解。分有韵咒和无韵咒。无韵咒节奏急起,木鱼单点伴击;有韵咒缓唱,通常用磬、铃、铛等乐器伴奏。唱诵是音乐性很强的韵体腔,主要作于早晚拜佛等。

佛教音乐除了外,还有乐器伴奏部分。常见的有钟、鼓、磬、木鱼、铃、铛、铪等打击乐器,又称为法器。我国有的寺院还有箫、笛甚至弹拨类乐器随腔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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