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空间的宗教建筑

佛教、道教的南延、地方性宗教的繁衍,伊斯兰教等以及晚期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地方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同时,不同宗教系统中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形态也深刻地改造和扭转了广州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公共建筑的形象。

宗教建筑是古代城市空间肌理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以广州市的五仙观和怀圣寺为例,分析了宗教建筑与城市空间相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古代的广州,在城市建设的初期就已接触到来自外洋的诸种异域文化,而且接纳岭峤地区以外的中原宗教形态和世界宗教文化及其建筑形态的时间也比较早。

佛教、道教的南延、地方性宗教的繁衍,伊斯兰教等以及晚期基督教的传入,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岭南地方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同时,不同宗教系统中的各个层面的文化形态也深刻地改造和扭转了广州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公共建筑的形象,并且广州宗教建筑的型制也吸纳了岭南地方的建筑风格要素,直至现在,它们都仍然在影响着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从而在广州区域范围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公共建筑体系。

在广州的旧城里,宗教建筑的门类十分齐全,其空间和社会的地位也非常显要。在广州城区分布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五大类宗教的知名寺庙或教堂。其中:佛教类有光孝寺、六榕寺、大佛寺;道教类有仁威庙、应元宫、三元宫;天主教类有圣心教堂;伊斯兰教类有怀圣寺光塔、壕畔街清真寺等。在老城区的外围还建有大量的各类宗教建筑,规模较大、地位较高者如南海神庙、海幢寺,小者如遍布大街小巷的土地庙等。这些宗教建筑的建筑空间形态皆已融进城市,它们的空间精神更与市民生活、社会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系统。

这些宗教寺院、庙堂建造的建造年代多已久远,且建筑物的造型宏伟壮观,装饰工艺精巧绚丽、地方特色鲜明,其知名度已远播海内外,而且在建筑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方面都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历经两千余年的广州,街市中的那些寺庙宫观早已同历史一起融入了广州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的生活之中,其中的一部分由于战火、灾患或者更新建设淹没于历史的尘土之中了。现存的宗教建筑,多数已随着城市的发展和空间结构的演变,逐步地成为了广州城市文化肌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寺院宫观与城市空间多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广州,这种关系可能更为紧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广州的宗教建筑与城市空间之间体现了一种依存的关系,而且整体的结构统一性极强,形成特殊的空间和形态特征。

自明清以来,广州城市街市结构,空间格局具有宗教建筑多隐于街市、宗教建筑与城市相互依存的特点,由此可见其不同于其他一些城市的特殊情况,体现出粤人由来已久的宗教崇信取向和文化包容性,以及城市居民生活与宗教空间密不可分的嵌套式的关联形态。

本文以五仙观和怀圣寺为例对此进行分析说明。

广州市越秀区的五仙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正统道教的衍派,而是广州城市的地方保护神的神祗之所在,就像是雅典的卫城之于雅典城那样的地位。五仙观现在所处位置曾是晋代广州的坡山古渡口,南邻古代珠江江岸。

宋代之前,最初的广州五仙观曾建在十贤坊一带,后被迁走。宋政和三年经略史张励在旧址复建。明洪武元年旧观被烧毁,洪武十年在坡山(即今址)处重建。重建时保留了该地坡山岩上建于明洪武七年的钟楼。在明代典籍《永乐大典》中的《广州府境图》等舆图中,就已明确绘有该钟楼的形象了。再由相关文献可知,该建筑以前的建造其地点位于广州古城当时的西南角的大市街。当明洪武十年改址重建五仙观时,又在禁钟楼之前增建了通明阁,并于其中塑有五仙造像。到明成化十年及清雍正元年间,历届地方官府官员曾对五仙观进行过数次规模不等的重修。

历史上的五仙观建筑群周边还包括:穗石洞、三元殿、玉皇阁等建构筑物,属于后期陆续附建的。五仙观山门之前还曾建有石牌楼,牌楼的两侧有廊庑围合。在当时,五仙观附近曾有大量的民居宅舍、商铺瓦肆,周边建筑密布,商业活动十分发达,附近还有明人朱谟的住宅“承德第”、邝露的宅居等重要居住建筑多处,这些都说明五仙观在当时是位于繁华、显要的商业聚集地,更是在街市中聚居的人们日常信仰的寄托场所。

在明代初期,五仙观便以“穗石洞天”被列为明代广州府城八景之第二景。“穗石”,即指有着“仙人拇迹池”的巨大天然红砂岩石。

进入清朝时期,这里又以“五仙霞洞”之名被列为清代广州城八景之第三景。在五仙观所处的区域内商业活动繁盛、居民生活丰富多彩。五仙观作为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活动场所,观内各栋建筑物一直受到良好的保护。

直到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广州城市经济中心的逐渐西扩,城市东部的区域化商业功能相应地渐次萎缩,城市人口也逐渐向西移居,这便导致了五仙观地区的诸多民间活动以及该地的公共活动和空间秩序等逐渐趋于混杂。

及至清末民初,五仙观被完全弃置,并且一度成为容留各地难民的场所。

进入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灾祸频发,加之疏于管理以及人为的破坏,观中的大部分建筑物逐渐破落,地盘亦不断地被蚕食、占用,使得五仙观的建筑、周围景观和环境受到一定的破坏,周边地区的原有城市肌理已经消失殆尽,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空间文脉被后期加建的杂乱建筑物和构筑物所完全割裂。至此五仙观便消隐于纷乱的城市无序发展的潮流之中。

五仙观的兴建初衷及其历经毁、建的历史,已经成为广州城市中心地区格局、祠观建筑及城市地理演化、城市聚居形态演变的重要见证。同时,它也记载了广州城民间文化发展的片断。

怀圣寺处于广州老城区的中部偏西,五仙观北部。该地在历史上曾经设有容纳国外商人和侨民的“蕃坊”之地。自唐代起,就有大量阿拉伯人在此往来居住。这一地区,因其运输便利的地理位置、成熟的聚居形态、长期商业经济的积累,逐渐地形成了当地社会生活、商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怀圣寺的光塔便是随着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文化的进入而出现的,此处的遗构可以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物。

最早记载广州“蕃坊”的典籍当属唐代房千卫的《投荒杂录》。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东游记》中也记载当时的回教堂(即怀圣寺)的建筑物和阿訇们的活动情况。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官府于城西设置蕃坊,及其办事机构——蕃坊司。坊区内设有蕃长,职责为管理“蕃坊”事务和招徕商人。在现今光塔路一带的“玛瑙巷”、“大纸(食)巷”、“普宁巷”(旧称“普宜人巷”)等街巷,仍存有当年的一些历史遗迹。

按照古时的风俗,在每年的五、六月间,教徒们便登临塔顶、祈盼风讯,遥望阿拉伯商旅海船乘风而至,按照宋代文献记录的说法,即“昼则悬旗,夜则举火”。此外,光塔还具有“导航归浦”的作用。

怀圣寺与光塔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建的清真寺。此“怀圣”之称,为信众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

唐代修建的怀圣寺礼拜堂最早见于《南海百咏》和《桯史》的记载,元代(1343年)毁于火(见1350年所立郭嘉《重建怀圣寺碑》),后很快就被修复了,到1468年重修,1698年再修,即成为今所见到的怀圣寺型制与规模,在礼拜堂的正梁上仍可见到汉文:“贞观元年岁次丁亥秋鼎建……”。在望月楼的正梁上也同样写着:“贞观元年岁次丁亥秋季鼎建”,其他的碑文、匾额亦有称:“寺塔建于唐贞观元年”等。

寺门之内建有看月楼、长廊、碑亭、经堂、水房、礼拜殿等建筑,光塔建于寺的西南角。光塔又称怀圣塔,塔身以青砖砌筑而成,外表以砚壳灰批覆,平面呈圆形,外观不分层级,如银笔直指云霄。塔底的直径为7.5米,由下向上逐渐收分,塔的总高约为36.3米。千年光塔的塔式为全国仅见,文物价值颇高。巨大的建筑物高入云端,上面未置避雷针等设备。光塔饱经千余年的风催雨荡,至今仍然保持完好,这可以说是建筑学上的一个奇迹。在内部的塔心柱和塔壁之间建有两条盘旋的砖梯级,互不相交。

怀圣寺及其光塔,自建成时起,一直是广东地区各地及广州市的伊斯兰信众们的精神中心,同时也在城市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成为当地的一处文化性地标。把自身的信仰形式化地落在聚居的土地上,当是所有外来文化的一种积极的生存形态和实际融入所在城市的方法,而如果将自己的宗教的信仰物化、将生活的理想外延,便成就了信众重要的空间地标。

同时,这种物化和外化的空间形态也将会融入当地的社会空间,生成更新的城市结构和符合本土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的街区空间肌理。通过怀圣寺及其光塔,伊斯兰教的文化及其建筑空间语汇等都得到了必要的体现。

广州城市中的宗教建筑,种类繁多且遍布城区的街巷之中,与街市空间相互融合、相互穿插,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形态结构。其他位于广州旧城区范围内的宗教建筑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大多与此相近。

尽管这些建筑历经岁月的摧磨消蚀,实体遗存风光不再、所剩无多,但它们却都是历史演变中的鲜明印记和剖面,或者宗教文化的展示体,集中反映出广州城市的物质结构与精神向度,它们与城市相容、相交的结果已经深深嵌入到了城市和街区的空间之中。

宗教建筑的遗产与城市的相互依存、相互依托的关系值得继承和保留,现代的历史也将记载这一厚重的烙印,应在当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得到必要的保护。

分享到:

上一篇:印度佛教建筑及造像   下一篇:佛塔的功德

>> 返回首页

相关文章

精彩推荐

佛教新闻

佛教文化

名寺古刹

佛教艺术

佛学问答

网站首页 | 佛教新闻 | 佛教故事 | 佛教十宗 | 藏传佛教 | 佛门资讯 | 政策法规 | 佛教艺术 | 佛门素食 | 佛教用品 | 名寺古刹 | 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