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梁漱溟 不穿袈裟的和尚

梁漱溟是蜚声中外的儒学大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佛教的关系。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梁漱溟是蜚声中外的儒学大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和佛教的关系。他一生超然物外,淡泊名利,用“无我”的精神,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由于他长年茹素且不蓄发,被人称为“不穿袈裟的和尚”。

我前生是个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九十四岁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梁漱溟一语惊人,他与佛结缘说来话长。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个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婴呱呱坠地了,他就是驰名文坛的梁漱溟。时任内阁中书官职的父亲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长寿之意,给孩子取名焕鼎,字寿铭。梁漱溟五岁发蒙读书,六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岁,在父亲的启发下,逐渐从湖涂中清醒过来。他历经两度私塾,十三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习惯。他看到家里的佣人天天干活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纳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十六岁的他开始对人生的烦闷,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岁时,母亲张太恭人病重,她拉着梁漱溟的手亲切地说:“儿呀,娘最挂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妹妹的同学陈英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她,你就和她订婚吧。”早有出家为僧之念的梁漱溟听了之后,很久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听了很气愤,指着梁漱溟说:“你胡说!”这时,梁父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梁漱溟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社会的黑暗、官场的下流行径,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攻读佛典,从二十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们交朋友。民国十三年春夏之交,因严重失眠,住进北京万生园内一个叫极乐寺的破庙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头大脸长,身高体瘦,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省圆法师住西厢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地投缘。可是有一次,当梁漱溟谈及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里面包括佛教时,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评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让梁心里佩服,忙点头称是。梁漱溟在极乐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师交往甚深。得知他开悟后还在静修,连称他是个了不起的禅宗和尚。梁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

非同凡响的《究元决疑论》

梁漱溟为何当上北大教授?话得从他的佛学著作《究元决疑论》说起。

西安有个古庙,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经》,康有为到西安时,看到这部经,便将它带出陕西,据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为震惊,将《大藏经》追了回来。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书,听到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师兼记者者黄远生请教。他当时穿着长衫,一副中学生的样子,但黄很热情地接待并指点了他,使他深受感动。梁漱溟又拿出他写的《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黄远生请教,黄看了之后,写了一篇长文《晚周汉魏文钞序》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对梁的编写作了极高的评价。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袁世凯称帝前夕,黄远生在袁的亲信的威逼利诱之下,写了一篇对帝制既赞成又不赞成的前后论调不一致的文章。因为黄是名记者,袁的亲信硬逼他再写赞成帝制的“劝进”文章,黄于是逃到美国,不料刚落脚,就被华侨误认为袁世凯的亲信杀死了。这消息引起梁漱溟的极大伤感,他后悔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人生道理讲给黄远生听,于是写了一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发表在1916年6—7月的《东方杂志》上。

文章归结佛法,开头就说:“余欲造新发心论久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愿为世间拨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能见矣。”

接着,他把古今中外学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华,中国的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对待宇宙人生问题上的论述,统统批评了一通,而独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诫人们说:“世人所当省者,则所有中西哲学、心理学、德行学家言,以未曾证觉本性故,种种言说无非戏论。聚讼百世而不绝者,以此相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馐?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呜乎!希有希有!”

文章谈及人生苦乐,梁漱溟认为:人间苦乐我皆因有欲之故,若无有欲,那就没有苦乐了。并批评那些崇拜西方文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是鼓励人们向外发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与享受的欲望越来越来高,永无止境。

文章从“究元”(究竟元真)与“决疑”(行止之疑)两方面阐述佛家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此文非同凡响,发表后即引起学术界注意。蔡元培在上海看到这篇文章,认为很好,立即聘往北大讲授印度哲学。没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因此却当上了北大教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读过《究元决疑论》单行本。1938年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梁先生,您还记得不?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馆员,读到你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由于梁母与北洋政府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的姊弟关系,梁漱溟担任了司法部秘书。张勋复辟后北洋内阁改组,梁辞去了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窃 ,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们不能再活了”的呼号声,使梁漱溟十分难过,战祸惨烈,良心不忍舍去众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梁漱溟返回北京,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会各界组织国民息兵会,以共同阻止内战。他自费印刷数千册,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梁漱溟没有当上和尚,却仍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从事讲学活动。他在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程,把佛家学说立于大雅之堂,开创了以哲学家地位来研究佛法的先声。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体论、认识论、世间论四篇讲义,合纂为《印度哲学概论》出版发行。后来又编了《唯识述义》,以弘扬佛法。

北大,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说,这是很容易引起争名好胜之心的,与怀着出家念头的他极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倾其毕生精力,探求中国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肠,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演讲中说:

“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他看到众生均循环沉沦于生死之中,很可怜的,所以超脱生死,解决生死,遂抛弃一切,不顾一切 。”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

“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

这是梁漱溟1954年春初住进北京医院写下的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他为何发此深宏大愿表示忏悔?话得从不久前和毛泽东闹别扭的事情说起。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以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第二天下午的小组会上,梁漱溟发言表示对总路线的拥护。散会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梁的座位,向他致意,期望他明天继续发言。表示一定不负重托。

国难时期,梁漱溟为探求救国之计,曾两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并且有了亲密的交谈和友好的争论。解放后,梁应邀从四川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对他的工作、私生活、住居作了妥善安排,并派车接他到中南海,征询对国事的意见。晚餐时,梁漱溟称自己是素食的,有一二个蔬菜就行,可是毛泽东知道后,就大声传话:“我们也统统素食,全用素 ,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梁为此很激动。在席上,毛泽东告诉他:“梁先生,我也吃过素,那是在沙滩,路过一个小馆子,看见宰羊,其状甚惨,从此吃素,不过后来回湖南又吃荤了。”梁漱溟觉得和主席感情融洽,以后,每一二个月就有一次交往,两个都共进素食。

梁漱溟是一位善于解剖自己,真正有勇气承认有错误的人。有人以他一生著作等身,《乡村建设理论》、《东方学术概论》、《儒佛异同论》,以及高龄晚年完成的《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在学术界影响极大,而称之为“中国最后的儒者”,而他则自称只是一位笃信佛学的教徒,说“我一生所忙碌的事业,都是以出世者悲天悯人的心肠,从事入世工作”,由此乃能淡泊名利,超然物外。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常常题赠别人也是勉励自己的箴言。

1988年6月22日,梁漱溟结束了他九十五年的一生,弥留之际说:“我要休息,我要安静!”

“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我们似乎听到梁老轻轻地念着这首写于“文革”期间被抄家后的偈诗,轻轻地走了,走了,永远安静地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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